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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臺北人》‧黃曼寧報告
by liuhp, 2012-06-25 21:34:53, 人氣(635)

台湾文学的“探索者”与“革命者”:读书 20167  黎湘萍

   歐陽修自稱為歐陽子是在他的《秋聲賦》中。宋仁宗嘉佑四年(一五九),五十三歲的歐陽修在《秋聲賦》中寫自己夤夜讀書時,忽聞有聲自西南來,乃悚然而聽之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
  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他讓童子出去看看,聲自何來?童子答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童子的感覺按理應該更加敏銳,然而,他看到的只是星月明河,聽到的則是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但對歐陽子而言,這樣細微的秋聲,卻是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察天機於未顯,觀物變於微末,這是宋代的歐陽子。
  九百年後,臺灣作家洪智惠借著歐陽子”“轉世托生,也同樣見微知著,然而她所見之微,旁人習而不察,一經她之手眼,則一樣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淒淒切切,呼號憤發。倘說宋代的歐陽修之所聞見者為秋夜之聲,則當代的歐陽子之所察者,乃人心之秋聲”—這是經歷戰爭洗禮之後的一代人,以其敏銳易感的眼睛所洞見之人心變化,它是掩藏在傳統的社會文化倫理禁忌之下的心理潛流:貌似平靜的海面之下,實則暗潮洶湧,不可遏制。在一九六年創刊的《現代文學》創作群中,白先勇全景式書寫了家國、社會、文化和人的盛衰滄桑,歐陽子則揭露出日常生活普通男女內心世界的暗潮湧動,兩位作家珠聯璧合,開創了戰後臺灣文學的新局。
  《現代文學》創刊號卡夫卡專號刊登了歐陽子首篇譯作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鄉村教師》時,那個時候的讀者可能未必知道歐陽子究竟是何人,而台大外文系的學生洪智惠似乎也不會在乎她是否為人所知,她採用歐陽子這個筆名來翻譯卡夫卡,也許碰巧與她喜歡閱讀歐陽修有關,但也碰巧把中國古典意趣與西方現代精神糅合在一起了。從此,歐陽子和她的作品也就以這種融合了中國古典意趣西方現代精神的方式問世,並漸漸走入了文學史。雖然《現代文學》在第二期就發表歐陽子的短篇小說《半個微笑》,此後也不斷推出歐陽子的創作和譯作,但要到多年以後,讀者才會意識到歐陽子的作品所具有的探索性革命性意義。
  即使當 《現代文學》這個小眾刊物漸漸為圈內人所熟知的時候,人們熱衷於閱讀的,可能也還是它所介紹的歐美大咖作家卡夫卡、湯瑪斯·曼、喬伊絲、勞倫斯、伍爾夫、波特、費滋哲羅、薩特、尤金·奧尼爾、威廉·福克納、葉慈、斯特林堡、艾略特、紀德、亨利·詹姆斯等。《現代文學》從創刊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用了十餘年介紹這些歐美現代主義作家,為輸入新的文學形式和觀念可謂不遺餘力顯然,已聲名大噪的現代主義文學對戰後的年代意味著更多的東西。同時,《現代文學》也在這十餘年間推出了眾多的在地作家,如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陳映真、于梨華、黃春明、施淑青、李昂、七等生等,他們後來都成為臺灣當代文學史上璀璨的群星,但時人在肯定歐美的現代主義出現的合理性時,對臺灣現代主義仍不客氣地給予批評。文學批評是催生好作品的動力,然而,批評有時讓讀者忽略了貌似幼稚在地作家作品,其實已經內蘊著革命性的力量。歐陽子就是這樣的作家之一。
  歐陽子的心理分析小說取材偏于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尤其擅長女性內在世界的描寫。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看,在歐陽子之前,不乏寫男女情愛、日常生活的女作家,例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以日記體形式寫情愛,纏綿悱惻;張愛玲《傾城之戀》寫男女之間戀情,步步機心。作者于人物心理的刻畫可謂曲盡其態,寫透了亂世兒女的悲歡蒼涼。在《金鎖記》中,張愛玲對於封閉的家庭環境下的變態心理或虐戀,有更為深刻的表現,然而,這些都呈現為可見的、人物行為與性格相互衝突的情節。相比之下,歐陽子寫的則是承平時期男女被自我撕裂的情愛之苦痛,它是深藏於內的幻念與情欲,是在外表平安無事狀況下理性情欲之間的衝突, 是人與人之間因著情愛、怨念、欲望等而形成的看不見的、掙不脫的。歐陽子的文學工作,則是透視這些,描繪這些的緣起緣滅及其對於傳統文化和倫理、人與人關係的影響。
  歐陽子的系列作品,將循規蹈矩、溫良敦厚的人們內心深處的驚濤駭浪用了冷靜、反諷同時又充滿了同情和悲憫的筆法戲劇般地呈現出來,貌似瑣碎的、日常的情感、愛欲衝突,卻衝擊讀者慣常的思維方式,撕破道德、倫理上的信條,造成劇烈的戲劇衝突或悲或喜,或怨或怒,或愛或恨,給人以巨大的震撼。《半個微笑》是歐陽子初試牛刀之作,已顯露出她觀察和呈現人性深處自我想像、自我撕裂的原欲之力的特殊才華。到了《最後一節課》 (一九六七)、 《魔女》(一九六七),歐陽子創作的心理劇已臻於成熟。從《最後一節課》中,讀者看到的不僅是中學課堂上發生的一幕平常不過的師生衝突的場景,更是撞擊人心的精神世界分崩離析的悲劇高潮。性情溫和很少發怒的李浩然暗藏心中的師生情愫是支撐其生命史的精神支柱,不料卻與其孤獨童年的情感創傷與羞辱連接在一起,一旦被無意中戳破,即如大壩潰決,自毀毀人。歐陽子很善於從心理的、自我的有限視角去敘述、呈現主人公李浩然這些深藏在暗部的內心記憶,然後層層遞進,讓一微小的引信,引爆他一直小心維護的脆弱世界,使這個看不見的心理悲劇達到高潮,而讀者也受到一次意外的巨浪的衝擊洗禮:驚悸、同情、悲憫與自省。如白先勇所說,《魔女》是中國近代心理小說中,罕有的佳作(《秋葉·序》)。這部作品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完美的敘述形式,而且在於它藝術地、徹底地解構了傳統的倫理關係在夫妻之間、情人之間、母女之間、同學之間撕掉了溫情脈脈的面紗,所有這些都發生於肉眼不可見的心理世界之中。歐陽子令人驚訝地呈現出情欲的魔力:它幾乎毀滅了憑理性建立起來的禮儀世界道德世界。這些作品,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心理悲喜劇
  對人類心理奧秘的發掘和發現,功勞最大且對二十世紀有深刻影響的,當然是佛洛德、榮格等心理學家。作為作家,歐陽子的貢獻實際上不在心理分析方法的運用和心理奧秘的發掘和發現,而在對中國社會的文化·倫理對於中國人規訓及其影響力的重新認識。推而廣之,則是對文化·倫理(道德乃至宗教)規訓下的人性形態的探索與重新認識。她的方法是心理分析,她的表現形式是作為藝術的文學,她所取材的則是戰後臺灣普通男女的心理經驗。因此,心理分析只是借用的途徑,作為藝術的文學”—“心理悲喜劇”—才是歐陽子獨創的形式只有將戰後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特殊心理經驗付諸文學這一藝術形式,歐陽子才有可能超越傳統文化·倫理的規範而自由探討那潛藏於人類內心世界的奔湧不羈的狂流,呈現它的緣起、力量、脈動、趨向和影響。正是這些在戰後出現於臺灣的新型的心理悲喜劇,奠定了歐陽子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   《現代文學》所刊發的一系列臺灣作家的作品,隱隱約約閃現著卡夫卡、喬伊絲的影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批學院派作家,被歸入所謂現代主義派,從而形成戰後文學在臺灣的一道亮麗風景。事實上,現代主義作為兩次大戰後興起的世界性文學思潮,雖然深刻影響了戰後臺灣文學的某些精神氣質,但未必都能概括描述臺灣文學的複雜面向。譬如喬伊絲 《都柏林人》 的內在結構和氣氛、語言和語調、敘事方式和人物,似乎引起了《現代文學》同仁的巨大共鳴,《都柏林人》的十五篇小說,像曠野的呼聲似的,引來了白先勇《臺北人》的十四篇小說、王文興《玩具手槍》等十五篇作品、歐陽子《秋葉》等十四篇小說的回應。然而,我們無法把當年這些風華正茂的作家們的寫作都視為卡夫卡、喬伊絲的簡單模仿。事實上,卡夫卡、喬伊絲只是某種觸媒,他們啟動了戰後一代人表現自己的獨特經驗的巨大熱情,同時,這一代人已從新古典主義、現代主義那裡掌握了各種理性的、內省的、嘲諷的、有效控制其激情表達的藝術方法,在重新敘述並反省父輩及自身的歷史經驗和情感經驗中,構建起新的文學表現形式,新的美學風格,新的哲學思考。倘說《現代文學》時期的王文興擅長於童年經驗的書寫,歐陽子專注於女性視角的觀察,王禎和書寫其來自花蓮的鄉土故事,各自為其文學世界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那麼,白先勇的個性則表現為同時兼具童年”“女性乃至廣義鄉土的、更寬闊多元的視野,來逐漸開展其文學風格的形塑。這些作家的創作,拓展出世界性戰後現代主義文學臺灣風格

對於世界性戰後現代主義文學臺灣風格的詮釋,是進入七十年代之後的歐陽子的另外一個重要工作,恰是這一貌似偶然為之的工作,使歐陽子成為現代文學批評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她從一九七四年撰寫、一九七六年結集出版的《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已然成為深刻詮釋他們那一代傑出代表作家白先勇的經典作品《臺北人》的經典文學批評著作。歐陽子以其嫺熟的心理分析方法、新批評文本細讀方法,以及在諸如時間、命運、人性桎梏及其救贖等人生觀與宇宙觀上的悟性,一一破解白先勇藝術世界之謎,而且在更多的層面上挖掘出作品所蘊含的形而上意義,創造出迄今為止令人歎為觀止的小說美學。
  我們知道,上世紀五十年代,經由台大外文系夏濟安教授介紹並實踐的新批評方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並不算很新鮮,至少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學術界就在譯介這一派的理念和方法,譬如一九三五年周煦良關於艾略特(T. S. Eliot)《〈詩的用處與批評的用處〉序說》的介紹,以及四十年代因燕卜荪到北京大學教書而興起的對艾略特、瑞恰慈等人的研究興趣。但與三四十年代對新批評的譯介不同的是,五十年代臺灣新批評是接了臺灣文學的地氣的,是落地生根的新批評,這一方法的運用見諸夏濟安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系列文章,特別是他關於彭歌的長篇小說《落月》的評論。與此同時,大陸的五六十年代則展開了對新批評的批判,例如一九六二年袁可嘉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專題批判文章,把新批評看作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直到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才開始以相對冷靜的學術的態度來重新面對、介紹、研究新批評,但使用這一方法來對文學作品進行深度的分析和解剖,仍不多見。八十年代的新批評譯介,與諸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等西方各家各派的新方法一樣,是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支流進入大陸的文學理論界的。八十年代初三聯書店翻譯出版的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然而,翻查這個時期的新批評實績,仍是少得可憐。也就是說,新批評在中國大陸,並沒有落地生根,它只是翻了一個身,從原來被批判的物件,轉為可以進行合法研究的物件,已習慣于道德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批評家們,有更多需要他們關注的大問題去思考和解決,沒有耐心對文學文本進行細緻的肌理的剖析。在這個意義上,歐陽子的《王謝堂前的燕子》才更突顯出它的積極的文學鑒賞與小說美學的意義。
  重讀《王謝堂前的燕子》,有不少讓人眼睛一亮之處。首先是歐陽子精確把握住了那彌漫在《臺北人》字裡行間的濃濃的感時傷世、盛極而衰、諸行無常的精神氛圍。譬如她同意夏志清《白先勇論》中的論述:《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也同意顏元叔在《白先勇的語言》中所提到的:白先勇是一位時空意識、社會意識極強的作家的判斷。歐陽子認為:《臺北人》確實以寫實手法,捕捉了各階級各行業的大陸人在逃亡來台後二十年間的生活面貌。但歐陽子關於白先勇研究的重要貢獻,則在於她提出了夏、顏兩位評論家沒有注意到的、《臺北人》在寫實層面之下潛藏著的更深的內涵,她指出:如果說《臺北人》止於寫實,止于眾生相之嘲諷,而喻之為以改革社會為最終目的的維多利亞時期之小說,我覺得確實完全忽略了《臺北人》的底意。(《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7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那麼,什麼是《臺北人》的底意呢?歐陽子經由捕捉《臺北人》那些宛若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般的意象,得出了系統化、條理化的結論,從而勾勒出白先勇對人生對宇宙的看法她從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三個方面來解剖《臺北人》的主題命意,雖然她自承這種分法相當武斷,不很恰當,但從白先勇作品的實際看,這三個主題確實共同構成串聯這十四個短篇的內層鎖鏈
  論今昔之比,重點在破解歷史現實之間的內在鎖鏈,尤其在歷史作為重負這一層面。白先勇的小說中,如若去掉這個維度,那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歷史背景,因此,討論白先勇小說中的歷史感,是理解白先勇之滄桑感的核心之一。而過去的光榮的一切,竟是導致人物在絕望的現實中走向頹廢”“絕望的原因之一。同樣,去掉了的部分,也無法看清白先勇小說中所謂批判性的社會意識得以展開的空間,但這兩個部分,與其他的的部分與的部分、的部分與的部分的描寫與探索一樣,最後,都指向一個更為深刻的、神秘的,也更為永恆的問題,即佛教所謂的諸行無常的了悟,以及了悟之後的悲憫和解脫。在這方面,一直到對《國葬》的分析,歐陽子才予以揭露、點明。因此,《王謝堂前的燕子》的第一篇和終篇,是一個互相呼應的結構;正如歐陽子的深刻分析所指示的那樣,在《臺北人》中,《永遠的尹雪豔》和《國葬》也是一個呼應的關係,但各自的意旨卻頗為不同。   《王謝堂前的燕子》也是一部經由解剖白先勇的小說而展開小說鑒賞、小說技巧、小說美學之層層論述的美文。歐陽子既看到了白先勇小說世界的森林,也看到了一棵棵的樹木,一片片別有風韻的文學風景。她既整體全面地詮釋白先勇的小說世界所體現出來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也具體而微地解剖了十四篇小說各自在語言與語調、對比技巧、反諷手法、隱喻與象徵、喜劇成分與氣氛釀造、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等多方面的特色,如庖丁解牛般得心應手,行文所至,每有許多獨到的觀察和精彩的評論。譬如歐陽子在分析《國葬》的神秘性時,提到了那位跟隨李將軍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劉行奇將軍隨後身披袈裟,化身為老和尚而出現在國葬現場的情形。文章後面有一段精彩的議論云: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這指示出《臺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白先勇開始寫作《臺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豔,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著一篇篇寫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隨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歷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於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仿佛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裡,替芸芸眾生擔當著無限的憂苦。(321頁)

然而,白先勇的大徹大悟,並不意味著走向虛無。這是白先勇小說中最具有救贖性的部分,這一點也被歐陽子所洞察,其中之一,就是對於(同時也是”“精神等)的部分的禮敬。在解剖《國葬》時,歐陽子分析了今昔兩次敬禮的不同意味之後指出:
  我們卻不能把作者的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性質的悲觀。《國葬》作者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裡,我們的唯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於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保持一份記憶。一份禮敬。
  白先勇對於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臺北人》的這個末篇小說裡,達到了最高潮。(318—319頁)
  這就是獨具慧眼的歐陽子。她的新批評在語言、語調、結構、氣氛等技巧層面上花費了許多筆墨,卻從未流於純粹技術的、瑣屑的文本解剖,相反,技巧藝術方面的層層解剖,在她手裡,恰是領著渾忘路之遠近的武陵人的船,緣溪而行,漸遇桃花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直至林盡水源,遇山而入,然後豁然開朗,遇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桃花源至此,歐陽子終於完成了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使命,在用將近十年功夫貢獻其獨異的心理小說之後,又在譯述之外,扎扎實實地奉獻出一部經典性的新批評傑作《王謝堂前的燕子》,為人們理解戰後臺灣文學、文學自身的美學與精神,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她的小說和評論,穩穩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學史和批評史上的地位。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臺灣花蓮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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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魯摳兜‬

1、清領時期當局採取鎖山政策,鮮少有漢人進入花蓮開墾;據傳直到十八世紀末清朝嘉慶年間,漢人在西部開發趨近飽和,才有第一批移民由葛瑪蘭地區遷入,居住在花蓮溪口一帶。漢人移民見到澎湃的花蓮溪水奔流入海時,東部外海的黑潮暖流交會,衝擊突出的海岸地形,溪水浪花兩相激盪,波瀾迴繞,遂以「迴瀾」稱之。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花蓮」就是當時「洄瀾」的諧音。

2、哆囉滿,其西班牙語的原意是「閃閃發亮的地方」,位於七星潭以北到立霧溪以南的地區,現在新城鄉一帶,是史料最早有記載的花蓮古名。17世紀的西班牙文獻描述:「台灣東岸的哆囉滿(Turumoan),產金最多,北部金包里的山民,常往交易,然後轉賣給漢人。」,主要出產地應是立霧溪、花蓮溪一帶,過去每當颱風過後,便常有人聚集淘洗砂金,產量不多,但也算是一種娛樂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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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蓮是撒奇萊雅族(Sakiraya)世居地,原意為「真正的人」。外族初訪此地時常將其族名誤認為是地名,以諧音kiray「奇萊」稱呼,因此其居住地就被稱為「奇萊平原」,即現今的新城鄉、花蓮市、吉安鄉一帶;從奇萊平原可仰望的中央山脈高山之一,也被稱為「奇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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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5, liu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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