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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韓星
by liuhp, 2018-03-11 00:49:45, 人氣(218)

王道與大同【已校對

——以《論語》“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章為中心的討論。

 

2017-06-01 17:07:00  作者:韓星  來源:黑龍江社會科學

 

  摘要:時論有言孔子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本文以《論語·雍也》篇“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一章為中心,首先比較齊魯兩國的歷史文化淵源以及由此導致的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不同發展道路。其次通過歷代對這一章注釋的疏解,說明齊一變至於魯是指由霸道王道,魯一變至於道是指由小康變為大同。最後梳理儒家經典常把“五帝三王”分言,表明五帝是大同時代,三王是小康時代。前者是最高理想,後者是一般理想。今天,我們繼承中國古代的大同小康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同時結合當代人類文明的豐富成果,立足傳統,延續命脈,面向世界,建設小康,走向大同。

 

  關鍵字:儒家政治哲學;《論語》;王道;大同;五帝;三王

 

  時論有言孔子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是儒家以三代聖王之治為歷史原型建構起來以解決‘政道’問題的理想模型”“‘中國文化的內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王道政治是對民主政治的揚棄與超越,是人類迄今所能構想的最完善的政治……不僅是在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也為人類政治指出了一個新的理想、開出了一個新的路向。” 果真是這樣嗎?王道政治固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並不是最高政治理想,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本文試圖通過以《論語·雍也》篇“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一章為中心來討論這個問題。

 

  一、齊魯兩國的歷史文化傳統

 

  《論語·雍也》載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對此章如何理解?先得從齊魯兩國的歷史文化淵源說起。

 

  西周初年周公封于魯,建立了魯國,太公封于齊,建立了齊國。兩國建立之後,由於採取了不同的治國方略與具體政策,便逐漸形成齊魯兩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歷史上,齊魯比鄰,而文化則有顯著差異。

 

  齊地在商以前是單純的東夷文化,商興起以後,與商接近的西部、西南部區域受到了商文化的很大影響,給齊地文化增加了新內容。西周初年,姜太公封于齊,起初勢力僅限於營丘一帶,東夷地方勢力還相當強大,即便是營丘,萊侯還要來爭。面對強大的東夷地方勢力,採取了“因其俗,簡其禮”,即《史記·魯世家》“簡其君臣之禮,從其俗也”的方針,在順應當地風俗民情的基礎上,有選擇地施行周禮,為政簡約易行,緩和了姜齊政權與東夷民族的矛盾,為齊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經濟上,改變周王朝單一的農業政策,因地制宜,提出了“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通末利之道,極女工之巧”(《鹽鐵論·輕重篇》)等經濟措施,使齊國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在運用人才方面,太公“舉賢而尚功”,任人唯賢,組成混合統治勢力。太公的這些方針、政策影響到齊國的文化上,就形成了與魯國迥然不同的風格。直到春秋時期,管仲相齊之時,仍然採取“俗之所欲,因而欲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令順民心”(《史記·管晏列傳》)的政策。

 

  魯國曾是商朝舊都庵,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於此。由於周王朝新立和周公旦的才幹,“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是為魯公”(《史記·魯周公世家》)。另外,在周代眾多的邦國當中,魯國乃姬姓“宗邦”,諸侯“望國”,與齊為姜姓不同,故“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 (清人高士奇语)周公給魯國和同在商地的衛國規定的治國方針與晉等國家有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法)。”這就是說,要在因商之政治商之民的同時,還必須依照周人法度重新分配境內的土地和制定供賦徭役的等次。“周索”即周法,是周公設計的,而魯國則是他的家族的直轄國土,故《左傳·定公11年》稱魯公“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以昭周公之德”。魯公伯禽走得更遠,他拒絕順從魯地原來的習俗以開導民心,而是堅持用周禮變革商政。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載魯公伯禽與齊太公呂尚同時赴任封國,太公治齊五月報政周王朝。周公問:“何疾?”太公說:“吾簡其君臣之禮,從其俗也。”而伯禽治魯,三年報政周王朝。周公問:“何遲也?”伯禽說:“齊其俗,革其禮。”這裡主要記載的是魯公伯禽與齊太公呂尚治理兩國政策的差異。《說苑·政理篇》的記載似乎更為詳盡:

 

  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跡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此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這裡除了政策的差異還論及政策背後的文化精神以及由此導致的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不同發展道路。

 

  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具體治理措施分別是禮治和法治。據《淮南子·齊俗篇》曰: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因禮制的基本精神是“尊尊親親”,可見魯是完全貫徹宗法禮制的,搞世卿世祿制,宗法勢力很大,社會發展緩慢,逐漸走向衰弱。齊則舉賢上功,任用異姓賢才,實行法治,雖然一度稱霸,後來卻為田氏取代。征諸史實,進入春秋時期,管仲相齊,在繼承姜太公治國方針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政治改革,並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來,推行開來,政久成俗,給齊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而魯國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而周公無論在幫助武王爭奪天下,還是在成王年幼時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勳。因此,魯國初封時不僅受賜豐厚,而且還得到了不少特權,特別是禮樂文化的特權。魯國到春秋時期仍然能夠堅守周禮。《左傳·閔西元年》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昭公二年》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禮記·明堂位元》記載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魯國建國之地殷商勢力極重,伯禽要把魯國建成宗周模式的東方據點,因此,他們代表周王室擔負著鎮撫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另外,魯國適宜農桑,是一個穩定的定居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禮樂可以規範人們的行為,使劃分成若干等級的人和諧相處。在魯國,周禮乃是人們的行為準則,上至魯公,下至卿士,無不循禮而動。不論是“國之大事”,還是往來小節,如君位傳承、祭天禮祖、對外戰爭、朝聘會盟,以及燕享、鄉射等等無不如此,否則就會遭到指責,甚至被視為“不祥”的舉動。周禮由周王室制訂,而在具體實施時,各諸侯國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

 

  二、歷代對“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章的注釋疏解

 

  關於“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章的主題,包咸注:“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包注沒有從王道與霸道著眼,而是以太公和周公的人格立論,認為太公是賢人,周公是聖人,賢人之治齊不如聖人之治魯。但齊魯兩國到了春秋時期政教都出現衰微之象,只是程度有所差異。如果兩國有明君出世,就會由齊變魯,由魯變到大道行之的理想之治。

 

  皇侃《論語義疏》在包注的基礎上解釋的更為詳盡一些:“太公封于營丘之地為齊國,周公封於曲阜之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大賢,賢聖既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異。故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猶有太公望、周公旦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舍魯何適耶?’明魯猶勝餘國也。禮運: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令孔子歎其君之並惡(各有優劣),故有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魯有明君一變便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引薦扶持)之教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還淳反本耶?”皇侃與包注的詮釋意思基本一致,不過他指出孔子在此不是講實然之理,而是以應然之道對世人的進行引導教化。

 

  韓愈、李翱在《韓李筆解》中引申到了王道和霸道問題,不過韓愈認為:“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李翱認為:“有王道是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孔子說:“晉文公詭詐而不正派,齊桓公正派而不詭詐。”)是也。有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師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韓、李都認為這裡的“道”是指王道,李翱更加上了個師道,由齊變魯,由魯變到道是指霸道可以至師道,師道可以至王道。這裡提出師道是傳承韓愈重申儒家師道傳統,是有特殊意義的,但與文本的原意並不能合符若節。

 

  宋明儒家把“道”也解為先王之道,朱熹《論語集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墮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並引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這就是說,齊是霸政餘習,魯猶有先王遺風,由齊變魯,由魯變到道是指最終實現先王之道。朱熹還感歎孔子能變之而不得試,所以有留此遺言,讓為政者明白施政的輕重緩急次序。

 

  顧炎武《日知錄》卷八:“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導德齊禮,導政齊刑之說見於《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果只用政治去引導民眾,用刑法去懲罰民眾,雖然可能畏法而不敢犯法,但缺乏道德自覺;如果用仁德去教導民眾,啟發他們的道德自覺,同時又用禮去規範他們的行為,民眾的行為就能合乎社會的規範,實現社會的治理。概況地說,孔子告誡為政者應以道德教化為主,政令刑罰為輔。朱熹《論語集注》云:“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認為“刑”、“政”是實現“治”的輔助方式,而“德”、“禮”則是實現“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簡括言之,孔子所覺之治術有三:曰養、曰教、曰治。養教之工具為‘德’、‘禮’,治之工具為‘政’、‘刑’。德禮為主,政刑為助,而教化又為孔子所最重要之中心政策。” 按照顧炎武的意思,就是由導政齊刑的治理方式變齊而至於魯,由導德齊禮的治理方式變魯而至於道。這是由治理方式而言的,不過,他沒有說明“道”是什麼?

 

  康有為注此章云:“蓋齊俗急功利,有霸政餘習,純為據亂之治。魯差重禮教,有先王遺風,庶近小康。撥亂世雖變,僅至小康升平;小康升平能變,則可進至太平大同矣。”

 

  楊樹達《論語疏證》按:“齊為霸業,魯秉周禮,則王道也。齊一變至於魯,由霸功變為王道也。《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為小康,是王道為小康也。魯一變至於道者,由小康變為大同也。《禮運》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此道正彼文所謂大道矣。”

 

  大同、小康見於《禮記·禮運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如果有不遵循禮義的人,在位的就會被罷免,老百姓把這(不按「禮」行事)當作禍害。這可以稱為小小的安定。」)

 

  對於《禮運》作者的這一說法,歷代就有爭議,迄今仍沒有定論。但從《禮運》成篇直到唐代,人們對“大同小康”之論是孔子之口未曾懷疑過,但到了宋代,大概與當時出現的疑經思潮有關,《禮運》篇遭到了質疑,認為“大同小康”之論非孔子語。代表性的如朱熹就肯定地說:“《禮運》不是聖人書。”並引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因為子游不至至於這麼淺陋。 元代陳澔《禮記集說》引石樑王氏的話說:“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所謂孔子曰,記者為之辭也。” 他自己因此說大同小康之論“非先聖格言也。” 明清以降,這一觀點似乎成了共識。只有到了近代康有為一反有宋以來的否定之聲,對該篇的大同思想特別推崇,認為《禮運》篇“蓋孔門之秘宗”,“孔子之真” ,他在《禮運注》中把《春秋》三世說融會進來,“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為小康。” 這就把太平世對應大同之道,升平世對應小康之道。

 

   三、五帝三王與大同小康

 

  其實,以五帝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不見得就是道家思想,正是儒家理想的體現。以儒家經典為主的古籍常把“五帝三王”連言,《孔叢子·論書》:“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孔子家語·五帝德》:“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王肅注:“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成法度。”《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白虎通·號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蔡邕撰《獨斷》云:“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五帝儘管有不同的說法,但一般都把堯舜包括在內,三王一般指三代之王,狹義的是指夏禹、商湯、周文武,廣義的是指夏商周三代的明王,周公也包括在內。

 

   《孔子家語》出現了兩個五帝系統,一個是孔子轉述老子的,《五帝篇》云: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乙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翻譯:

季康子問孔子:“以前聽說過‘五帝’的名稱,但不知道它的實際含義,請問什麼是五帝?”

 

  孔子說:“從前我聽老聃說:‘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這五行按不同的季節化生和孕育,形成了萬物,那萬物之神就叫做五帝。’古代的帝王,因改朝換代而改換國號、帝號,就取法五行。按五行更換帝號,周而復始,終始相生,也遵循五行的順序。因此那些賢明的君王,死後也以五行相配。所乙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季康子問:“太皞氏從木開始是什麼緣故呢?”孔子回答說:“五行的運行,先是從木開始的。木屬東方,萬物開始都是從這裡產生的,因此帝王以此為準則,首先以木德稱王於天下。然後依據自己所生的‘行’,依次轉換承接。”

 

  這是乙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與五行相配的五帝系統。一個是孔子自己構建的,《五帝德篇》宰我向孔子請教五帝的問題,孔子提到了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和大禹,其中前面五位以“帝”號稱,只有大禹直呼為禹,顯然是把大禹放在五帝以下的三王系列。關於堯、舜、禹《五帝德篇》說: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沒有差錯),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安樂、喜(怡)悅)。”

 

宰我說:“請問帝堯是怎樣的人?”

孔子說:“他是高辛氏的兒子,名叫陶唐。他仁慈如天,智慧如神。靠近他如太陽般溫暖,望著他如雲彩般柔和。他富而不驕,貴而能謙。他讓伯夷主管禮儀,讓夔、龍執掌舞樂。推舉舜來做官,到各地巡視四季農作物生長情況,把民眾的事放在首位。他流放了共工、驩兜、三苗,誅殺了鯀,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的話從不出錯,他的德行從不違背常理。四海之內,車船所到之處,人們沒有不喜愛他的。”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魰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說:“請問帝舜是怎樣的人?”

孔子說:“他是喬牛的孫子,瞽瞍的兒子,名叫有虞。舜因孝順父母、善待兄弟而聞名四方,用制陶和捕魚來奉養雙親。他寬容而溫和,機敏而知時,敬天而愛民,撫恤遠方的人又親近身邊的人。他承受重任,依靠兩位妻子的幫助。聖明睿智,成為天下帝王。任命二十二位大臣,都是帝堯原有的舊職,他只是身體力行而已。天下太平,地有收成,巡狩四海,五年一次。他三十歲被任用,接續帝位五十年。登臨四嶽,死在蒼梧之野並安葬在那裡。”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音亹穆穆(勤勉莊敬,《白虎通德論·蓍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

宰我說:“請問禹是怎樣一個人?”

孔子說:“他是高陽的孫子,鯀的兒子,名叫夏。他機敏能成就事業,行為沒有差失,仁德可親,言語可信。發聲合乎音律,行為舉止合乎度數。勤勉不倦,容止莊重,成為人們的榜樣。他的功德使他成為百神之主,他的恩惠使他成為百姓父母。日常行動都有準則和規矩,不違背四時,安定了四海。任命皋繇、伯益幫助他治理百姓,率領軍隊征伐不服從者,四方的民眾沒有不服從的。”

孔子說:“宰予啊,禹的功德大的方面像天一樣廣闊,小的方面即使是一句話,民眾都非常喜歡。我也不能完全說清他的功德啊。”宰我說:“我也不足以敬肅地接受您這樣的教導。”

 

  孔子通過對五帝系統的重新構建,來重建儒家思想的歷史文化傳統。他雖然談到了黃帝、顓頊、帝嚳,但因為“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子之問也固矣。”(《孔子家語·五帝德篇》)孔子說大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尚且說不清,而你關於上古之世的黃帝的問題,是老前輩也難以說得清的問題吧。宰我說先代的傳言,隱晦的說法,已經過去的事還爭論,晦澀飄忽的含義,這些都是君子不譴或不為的,所以我一定要問個清楚明白。孔子不得已就說:好吧,我略略聽說過這種說法……孔子對渺茫的上古歷史比較謹慎,以嚴謹的歷史的科學的態度對待五帝三王問題,所以他更多地從堯舜講起。《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孔子的五帝系統中,堯舜實行禪讓,禪位於賢人而不傳其子,體現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是孔子和後儒特別讚頌不已的。文武則屬於三王,已經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時代了。

 

  由五帝到三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其根本就是由官(公)天下到家天下。《漢書·蓋寬饒傳》載: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說苑·至公》:“博士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斷,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

 

  阮元《十三經注疏·禮運》引鄭玄注:“大道,謂五帝時也。”引孔穎達疏:

 

  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並與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

 

  “天下為公”,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

 

  “天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

 

  五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為禮”也。

 

  這就把五帝三王時代的本質差異講的很清楚:五帝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行禪讓而有聖德,還用不著禮義;到了三王即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禹、湯、文、武,就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小康時代了,由禹開始傳位於子,治理天下就得靠禮義了。

 

  結語

 

  總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以上古歷史為原型建構起來的解決“政道”問題的理想模型,是在歷史真實基礎上的理想昇華,是以向後看的方式表達未來的前進方向。可以分成兩個基本層次:一個是五帝“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時代,一個是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禹、湯、文、武“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小康時代。這兩個時代治理模式不同,前者以道德之治為主,後者以禮樂之治為主。這兩種模式的理想程度不同,前者是最高理想,後者是一般理想。時賢所講的“王道政治”以三代聖王之治為範本,其實不是最高理想。今天,我們繼承中國古代的大同小康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同時結合當代人類文明的豐富成果,立足傳統,延續命脈,面向世界,建設小康,走向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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