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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1樓

《論語 •公冶長篇》引孔子著名弟子子貢言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罕篇》亦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於是後世就有學者 認為孔子及其門生根本就不討論性命與天道的問題。這顯然是錯誤的,姑且不談《大學》、《中庸》、《論語》裡多方論及性命與天道,如何說孔子不言性命與天道呢?

 

孔子為何罕言性與天道?

 

    我們這堂課,從論語出發,擴及四書,透過直接閱讀、學習論語篇章的方式,來了解孔門及其弟子生活面貌,效法他們成為具備中心思想,又能邁向時代,繼往開來的菁英人才。

 

    像是列在言語科的子貢,正是我們認識孔門弟子最好的入門。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天資聰穎,在孔門中成就僅次於顏子和曾子。然其精明能幹,富觀察眼力又通曉人情世故,成為當時最成功的外交官,化解了魯國空前危機。又有判斷商機的能力,懂得人離鄉則賤,物離鄉則貴,人棄我取,買賤賣貴,造就了富可敵國的財力,其誠懇犀利又善於分析時勢的口才,出使各國時,國君都要禮讓三分。生在當時,甚至有許多世人誤以為他比孔子更為賢能,他自己剛入孔門時,也自以為是如此(詳下),大家想一窺孔門內涵與風範的最佳首選。

 

    又談到了孔子何以罕言性與天道?

 

    有人說,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天道,是因為這個哲學議題難以宣講。罕言性子貢已有言在先,說文章可得而聞,卻罕言性和天命。我們看孔子的性與天道,對照《四書》,特別是《中庸》,《尚書•洪范》加上帛書《五行》、《德聖》、郭店楚簡出世,還一直跟屁說孔子罕言心性,實在很奇怪!。

 

    孔子之所以罕言性與天道,早在太史公司馬遷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他感嘆道:孔子很少談天命,大概是由於很難說清吧。隨則反省到:「然而不能通曉陰陽的變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史記•外戚世家第十九》:「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惡能識乎性命哉?」)

 

    然則孔子、子貢時代,什麼是「文章」,什麼是「性與天道」呢?南宋朱熹《四書集注》解釋說:「文章,德之見乎外者(表現在外在的);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這樣文章也就是心性,心性也就是天道,二者無什麼差別。他進一步解釋說:「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意為教育不逾越等級,要按等次按順序進行)。

 

舉例來說吧!子貢少孔子31歲,《論衡》說到他起先拜孔子為師,第一年感覺老師比不上自己,他可以超過孔子;第二年自己說與孔子同;第三年,自知不如孔子。)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參見拙著《儒家心性與天道》第16頁,1991/6/30出版。

 

 

 

    明代大學者焦竑(1540~1620年),在《焦氏筆乘續集•卷二》中直言,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不是不言,而是虛位以待。他說:「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談的很多﹚之,釋氏則極言(談得很精微)之。孔子罕言,(是有)待其人也。故曰:『不憤(心欲求通)不啟,不悱(口欲求言)不發。』(〈論語‧述而第七‧八〉)『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註: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對於大道,他只傳授給天分高的弟子,而對於天分不高的弟子,孔子是不言性與天道的,所以一般弟子難聞大道。《論語•雍也篇》孔子也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這裡的「上」,當包括性與天道)然其微言不為少矣,第(但)學者童習白紛(言學人從童年學習,到白首之年年少到髮白,仍紛然不解其義),翻成玩狎(習慣輕漫,不求甚解),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暗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儒、釋、道),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鎞(古代治眼病用的一種器具),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為篤論。」(注釋:「童玩白紛」從童年學習,到白首之年,還是紛然不解其義,此語引自揚子法言吾子篇:「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李軌注:「言皓首而亂」

 

    焦竑學貫儒釋道三家,知大道之原於天,東西古今大道是一,才有如此精微之論。他甚至指出儒學的根本乃性命之學,在儒家心法失傳的時代,正好以佛釋儒,這點看法很特別。漢宋諸儒不識大道,其注疏離古意遠矣,不過糟粕耳。他這個說明原文是這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旨)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為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則俎豆(崇而拜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其實佛學與儒學知識產生背景和知識系統本身的顯著差異,以佛釋儒也存在著巨大的理論風險,但佛學有助於我們同歸于大道,這是不言而喻的。

 

反觀現今主流學界,上承清代漢學,又株守西方學術框架,有所專,而不通於大道,玩弄章句而不知心性為何物,其胸懷器識,遠在四百多年前的焦氏之下,也瞞悲哀的!

 

    四書應該是修證天道的大法,孔門中影響中國文化最大的學派,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宋明理學諸家傳承,注重心法的思孟學派。《二程語錄》介紹其師承關係說:「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這個學派的核心思想,是《荀子•非十二子》批評子思、孟子說:「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中所論及的「五行說」——儒家五行說是古老的五行學說在道德領域的開拓性發展,它直承《尚書•洪范》中的五行、五事思想,並用之解釋天人之道,意義重大。《尚書•洪范》記載,西元前1067年,武王克商後訪問商紂王的叔父箕子,向箕子詢問治國大法。箕子於是向武王講了傳自禹的九種治國大法,其中第一和第二類就是五行和與之對應的五事,其中五事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次出土的《五行》篇高度相關。

 

    不只孔子,百家皆言天道,在大道未為天下裂的時代,百家皆言大道。若孔子不言天道,豈不怪哉!在兩千多年前春秋末期、戰國先期的階段,傳統文化,本來就儒、道並不分家的一個道統時代。即使諸子百家之說,也都是標榜一個「道」字作定點。這個道,就是通天人之際的大道,其學乃心性之學。從表面聽來,諸子百家爭鳴,那一定是何等的熱鬧,非常的有趣。事實上,所謂百家爭鳴,所謂諸子的學術思想,都是圍繞著一個傳統的中心在轉。這個中心,便是「道」,也就是儒、道並未分家,諸子百家也並未分家的天人之際的道,尤其重在人道 

 

    這樣看來,心性之學源流深遠,且儒道互通。清代以來,學者多認為宋學的興起是受了釋道二氏的影響。實則古代思想界限本不甚嚴,孔子即曾問學老子。而思孟一系暢言心性,至少在形式上與道家有共通之處。帛書《五行》、《德聖》傳抄於《老子》書後,與道家的《九主》同列混陳,可能就是出於這個緣故。宋學繼承思孟,也與二氏有了類似的論題。單純歸因於二氏的影響,恐怕是不合乎史實的。1993年郭店楚簡的出土,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樣一個時代的存在。郭店楚簡作於西元前300年以前,通讀郭店楚簡儒道諸書,我們會發現,當時儒道不僅不互相攻擊,且二者互通,甚至儒家的核心概念也取自道家。

 

比如像郭店楚簡《五行》的核心聖、智的觀念。

 

《五行》:「見而知之,智也;聞而知之,聖也」(這是指先天之聞知)

 

    這種觀念與《文子》相通。(《文子•道原》:「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文子•道原》:「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從出土文獻去看聖智之學,儒門很可能取之於道家(文子)

 

    儒者重人道。從《五行》篇中我們看到,儒門修道主張從人道起修,最終達于天道。這一點郭店楚簡《尊德義》中講得最為清楚,上面說:「聖人之治民也,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禦馬,馬之道。後稷之藝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在《五行》中,以善代表人道,德代表天道。集大成之君子,能由人道而達及天道。其路線最為穩健、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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